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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美术报》连载陈光林学术文章——钟馗画艺术略考 (之一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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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馗画艺术略考(之一)

陈光林

在中国传统文化浩瀚的长河中,有着众多的吉祥民神,而钟馗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神祗人物。他沟通了天地人三界,奔走于人鬼神之间,既是神话的、传说的、梦魇般的人物,又是现实的、俗世间的人物。有人称他为“鬼雄”,也有人敬他为“馗神”。从社会学、民俗学的角度而论,钟馗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化、民间风俗和朝野的认识度,几乎是其它诸民神所无与伦比的。

    一、钟馗的起源与信仰

   钟馗何许人也,学界众说不一,笔者经考证并归纳为“三说”,即“傩仪说”、“木棒说”、“人名说”。现分述于下。

   (一)傩仪说

    据敦煌写本经文伯三五五二《儿郎伟》记述:“驱傩之法,自昔轩辕,钟馗白泽,统领居仙。”认为钟馗是在岁末统领大众的“驱傩”之神。《周礼·夏官》云:“方相氏,掌蒙熊皮,黄金四目,玄衣朱裳,执戈扬盾,帅百隶而时傩,以索室殴疫。”而敦煌写经本二O五五《除夕钟馗驱傩文》则把钟馗描写为“着豹皮”、全身“朱砂染赤”。这和方相氏“蒙熊皮”、全身“玄衣朱裳”一脉相承,二神的目的都是逐恶驱鬼。由此对比可知:钟馗是自远古傩仪之“方相氏”演变而来。这也是钟馗信仰之产生阶段在我国民间的原始风貌。

   (二)木棒说

   《周礼·考工记》说:“大圭(玉器)终葵首。注,终葵,椎也。齐人谓椎为终葵”。所谓“椎”者,棍棒也。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引马融《广成赋》中“挥终葵,扬关斧”,“盖古人以椎逐鬼”。从音韵学角度看:“终”与“葵”二字反切,即“终”字声母与“葵”字韵母相拼发“椎”音,“椎”即为大木棒,而大木棒在上古时期为驱鬼之用。《考工记》又说“终葵”二字通“钟馗”,后来人们遂把它人格化,钟馗驱鬼的传说也就由此产生了。

   (三)人名说

   唐代王仁熙在《切韵》中明确指出“钟馗,神名”,即驱鬼之神。清人赵翼也在《陔余丛考》中记载“古人名字,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类以为名者”,目的是压鬼拒邪、健壮长寿。据《北史》载:北朝有人叫尧喧,名钟葵,字辟邪。魏献文帝时有大将杨终葵、北齐武帝时有宦官宫钟馗、隋朝宗室有杨钟葵、汉王部将有乔钟葵、汉朝以后朝野很多人争相以钟葵、钟馗为名。北宋高承在《事物记原》中,更把钟馗说成是唐朝遭奸人所陷,应举不捷的读书人(民间相传为终南山人),清·金植在清宫史料《不下带编》中则把钟馗的出生地记述为“钟乃灵璧人(今安徽省灵璧县),至今后裔在焉。”综上“三说”,笔者认为钟馗的起源实际上是远古“大傩之仪”转化的,亦即“傩仪说”,这一观点也在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史籍中得到验证。谈到钟馗信仰,则是大傩自五代渐成衰式之后,钟馗信仰才开始产生,至唐代最为兴盛,所以说唐代是钟馗神话产生的时代。

    二、钟馗画的历史演绎

   神话人物多半是幻中存真,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渐趋向于人格化、具体化、现实化,甚至会俨然成为历史人物,这是古今中外神祗人物演绎的轨迹,也是民间造神史的规律。钟馗当然不能例外。唐代产生钟馗信仰,更是钟馗画诞生的年代。钟馗画的开山鼻祖就是当时被称为“画圣”的宫廷画家吴道子。据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:“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。”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:明皇开元讲武骊山,幸翠华还宫,上不怿,因痁作,将逾月,巫医弹伎不能致良。忽一夕,梦二鬼,一大一小。其小者衣绛牍鼻、屦一足,跣一足、悬一屦。搢一大筠纸扇,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;其大者戴帽,衣蓝裳,袒一臂, 双足,乃捉小者刳其目,然后擘而啖之。上问大者曰:“而何人也?”奏曰:“臣钟馗氏,即武举不捷之士也。誓与陛下除天下妖孽。”梦觉,痁苦顿瘳,而体益壮。乃诏画工吴道子,告之以梦曰:“试为朕如梦写之”。道子奉旨,恍若有睹,立笔图讫以进,上瞠视之,抚几曰:“是卿与朕同梦耳,何肖若此哉!”上大悦,劳之百金。批曰:“灵祗应梦,厥疾全瘳,烈士除妖,实须称奖,因图异状,颁显有司,岁暮驱除,可宜遍识,以祛邪魅,兼静妖氛,乃告天下,悉令知委。”这是关于钟馗画最早的文字记载,也是较为准确的,重要的是它不仅描述了钟馗捉鬼的故事情节,还记述了吴道子奉旨作钟馗像的因由。

    遗憾的是吴道子的这张旷世奇作早已失传,唯北宋郭若虚有幸在皇宫亲见过一次,他在自己的《图画见闻志》中对吴氏真迹作这样的描述:“昔吴道子画钟馗,衣蓝衫,   一足,眇一目,腰笏,巾首而蓬发,以左手捉鬼,右手抉其鬼目。笔迹遒劲,实绘事之绝格也”。这也是关于钟馗画造型的最早、最详尽的描述。唐朝悠悠数百年间,宫廷画家及民间艺人,都以吴氏的“钟馗样”作为摹本。就这样,钟馗、钟馗画、钟馗信仰,经过史家附会、民间造神、皇帝梦呓、画圣神笔,而盛传千古、历久不衰。

    (一)钟馗画发展与变异

    可以准确地说,钟馗画仅靠吴道子的神笔,而没有唐明皇的“颁显有司,乃告天下”,是无法形成旷世神话的。正如恩格斯所说:没有英明的君主,就决不会出现英明的神话。唐朝政通人和,五谷丰登,开元盛世,风流天子的梦幻和倡导,“画圣”吴道子的手迹,朝野大臣和黎民百姓的共鸣与习俗,方使钟馗画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
    钟馗画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五代到南北朝时期。随着李唐王朝的覆亡和绘事的不断发展,吴道子的“钟馗样”画风已渐被打破,《太平广记》黄筌条记云:“昔吴道子所绘钟馗,笔迹遒劲,时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为蜀王(蜀后主王衍),甚爱重之,常悬于内寝。一日召黄筌,令看之,筌一见,称其绝妙。谢恩讫,昶谓曰:‘筌此钟馗若母指掐鬼眼睛,则更较有力,试为吾改之’。筌请归私第,数日看之不足,别 绢索,画一钟馗,以母指掐鬼眼睛,并吴本一时进纳。昶问曰:‘比令卿改之,何为别画?’筌曰:‘吴道子所画钟馗,一身之力,气色眼貌,俱在第二指,不在拇指!’昶甚悦,赏筌之能。”这段文字记述了蜀后主王衍令黄筌改画之事,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五代黄筌对人物动作神韵的理解已十分考究,同时也表现了对前人画迹的珍重。事实上黄筌的新作钟馗,已经突破了吴道子“钟馗样”的束缚,树立了自家风貌,而这风貌也同属于那个时代的风貌,开创了钟馗画变异发展的先河。

    同时代的画家王道求、周文矩、宋代的石恪、蒲生、孙知微、李公麟、梁楷、龚开、颜辉等人都对钟馗画情有独钟,他们不仅改革发展了钟馗画的表现技法,还大大丰富了钟馗画题材和内容。如王道求的《挟鬼钟馗图》,周文矩的《钟馗氏小妹图》,李公麟《钟馗嫁妹》、梁楷《簪花钟馗图》、龚开《钟山出游图》、颜辉《钟馗出猎图》等等。他们笔下的钟馗不仅限于捉鬼的情节,而扩展到了钟馗的家事和生活方面,钟馗形象从此被生活化、现实化了,也由“神性”到“人性”化了。换言之,离老百姓的希冀更贴近了,更可亲、可敬了。

    元代到清末民初,为钟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。这可概括为“寄情寓意”阶段。此间六百余年,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渐衰亡,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,正直的文人墨客,常常惨遭文字狱的迫害,他们不得不采取曲折方式抒情达意,于是钟馗画便成为他们寄寓惆怅、愤慨和希望的最佳题材。清人郑绩在《梦幻居画学简明》中说:“画鬼神前辈名手多作之,俗眼视为奇怪,不思古人作画,并非以描摹悦事为能事,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。”且以元初龚开《钟山出游图》为例,该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。画的是钟馗和小妹在鬼卒使女的前呼后拥下,乘舆出游中山的热闹场面(中山即终南山),画中钟馗俨然一幅悠闲的文官打扮,小妹和使女也脂粉敷面,温情惬意。与前人钟馗的刀光剑影别有一番情致。值得提及的是,画中龚开以钟馗自居,把统治者视为小鬼,借以寄寓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情绪,有积极的意义。王蒙《钟馗寒林图》,戴进《红品钟馗图》、钱股《钟馗持笏图》和清诸大家如高其佩、金农、王素、黄慎、罗聘、闵贞、赵之谦、任熊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都是擅画钟馗的高手,其钟馗画作品所释放出来的意境和风格更是各有妙处。

    到了近代如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徐燕荪、李可染的钟馗画也都是博古达今,奇葩纷呈,推动了钟馗画的发展更趋繁昌,钟馗画也成为了一个特别的画科,而对它的研究,自然也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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