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馗画艺术略考（之一）

陈光林

在中国传统文化浩瀚的长河中，有着众多的吉祥民神，而钟馗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神祗人物。他沟通了天地人三界，奔走于人鬼神之间，既是神话的、传说的、梦魇般的人物，又是现实的、俗世间的人物。有人称他为“鬼雄”，也有人敬他为“馗神”。从社会学、民俗学的角度而论，钟馗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化、民间风俗和朝野的认识度，几乎是其它诸民神所无与伦比的。

    一、钟馗的起源与信仰

   钟馗何许人也，学界众说不一，笔者经考证并归纳为“三说”，即“傩仪说”、“木棒说”、“人名说”。现分述于下。

   （一）傩仪说

    据敦煌写本经文伯三五五二《儿郎伟》记述：“驱傩之法，自昔轩辕，钟馗白泽，统领居仙。”认为钟馗是在岁末统领大众的“驱傩”之神。《周礼·夏官》云：“方相氏，掌蒙熊皮，黄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执戈扬盾，帅百隶而时傩，以索室殴疫。”而敦煌写经本二O五五《除夕钟馗驱傩文》则把钟馗描写为“着豹皮”、全身“朱砂染赤”。这和方相氏“蒙熊皮”、全身“玄衣朱裳”一脉相承，二神的目的都是逐恶驱鬼。由此对比可知：钟馗是自远古傩仪之“方相氏”演变而来。这也是钟馗信仰之产生阶段在我国民间的原始风貌。

   （二）木棒说

   《周礼·考工记》说:“大圭（玉器）终葵首。注，终葵,椎也。齐人谓椎为终葵”。所谓“椎”者，棍棒也。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引马融《广成赋》中“挥终葵，扬关斧”，“盖古人以椎逐鬼”。从音韵学角度看：“终”与“葵”二字反切，即“终”字声母与“葵”字韵母相拼发“椎”音，“椎”即为大木棒，而大木棒在上古时期为驱鬼之用。《考工记》又说“终葵”二字通“钟馗”，后来人们遂把它人格化，钟馗驱鬼的传说也就由此产生了。

   （三）人名说

   唐代王仁熙在《切韵》中明确指出“钟馗，神名”，即驱鬼之神。清人赵翼也在《陔余丛考》中记载“古人名字，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类以为名者”，目的是压鬼拒邪、健壮长寿。据《北史》载：北朝有人叫尧喧，名钟葵，字辟邪。魏献文帝时有大将杨终葵、北齐武帝时有宦官宫钟馗、隋朝宗室有杨钟葵、汉王部将有乔钟葵、汉朝以后朝野很多人争相以钟葵、钟馗为名。北宋高承在《事物记原》中，更把钟馗说成是唐朝遭奸人所陷，应举不捷的读书人（民间相传为终南山人），清·金植在清宫史料《不下带编》中则把钟馗的出生地记述为“钟乃灵璧人（今安徽省灵璧县），至今后裔在焉。”综上“三说”，笔者认为钟馗的起源实际上是远古“大傩之仪”转化的，亦即“傩仪说”，这一观点也在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史籍中得到验证。谈到钟馗信仰,则是大傩自五代渐成衰式之后，钟馗信仰才开始产生，至唐代最为兴盛，所以说唐代是钟馗神话产生的时代。

    二、钟馗画的历史演绎

   神话人物多半是幻中存真，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趋向于人格化、具体化、现实化，甚至会俨然成为历史人物，这是古今中外神祗人物演绎的轨迹，也是民间造神史的规律。钟馗当然不能例外。唐代产生钟馗信仰，更是钟馗画诞生的年代。钟馗画的开山鼻祖就是当时被称为“画圣”的宫廷画家吴道子。据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：“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。”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：明皇开元讲武骊山，幸翠华还宫，上不怿，因痁作，将逾月，巫医弹伎不能致良。忽一夕，梦二鬼，一大一小。其小者衣绛牍鼻、屦一足，跣一足、悬一屦。搢一大筠纸扇，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；其大者戴帽，衣蓝裳，袒一臂， 双足，乃捉小者刳其目，然后擘而啖之。上问大者曰：“而何人也？”奏曰：“臣钟馗氏，即武举不捷之士也。誓与陛下除天下妖孽。”梦觉，痁苦顿瘳，而体益壮。乃诏画工吴道子，告之以梦曰：“试为朕如梦写之”。道子奉旨，恍若有睹，立笔图讫以进，上瞠视之，抚几曰：“是卿与朕同梦耳，何肖若此哉！”上大悦,劳之百金。批曰：“灵祗应梦，厥疾全瘳，烈士除妖，实须称奖，因图异状，颁显有司，岁暮驱除，可宜遍识，以祛邪魅，兼静妖氛，乃告天下，悉令知委。”这是关于钟馗画最早的文字记载，也是较为准确的，重要的是它不仅描述了钟馗捉鬼的故事情节，还记述了吴道子奉旨作钟馗像的因由。

    遗憾的是吴道子的这张旷世奇作早已失传，唯北宋郭若虚有幸在皇宫亲见过一次，他在自己的《图画见闻志》中对吴氏真迹作这样的描述：“昔吴道子画钟馗，衣蓝衫，   一足，眇一目，腰笏，巾首而蓬发，以左手捉鬼，右手抉其鬼目。笔迹遒劲，实绘事之绝格也”。这也是关于钟馗画造型的最早、最详尽的描述。唐朝悠悠数百年间,宫廷画家及民间艺人，都以吴氏的“钟馗样”作为摹本。就这样，钟馗、钟馗画、钟馗信仰，经过史家附会、民间造神、皇帝梦呓、画圣神笔，而盛传千古、历久不衰。

    （一）钟馗画发展与变异

    可以准确地说，钟馗画仅靠吴道子的神笔，而没有唐明皇的“颁显有司，乃告天下”，是无法形成旷世神话的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没有英明的君主，就决不会出现英明的神话。唐朝政通人和，五谷丰登，开元盛世，风流天子的梦幻和倡导,“画圣”吴道子的手迹，朝野大臣和黎民百姓的共鸣与习俗，方使钟馗画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
    钟馗画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五代到南北朝时期。随着李唐王朝的覆亡和绘事的不断发展，吴道子的“钟馗样”画风已渐被打破，《太平广记》黄筌条记云：“昔吴道子所绘钟馗，笔迹遒劲，时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为蜀王（蜀后主王衍），甚爱重之，常悬于内寝。一日召黄筌，令看之，筌一见，称其绝妙。谢恩讫，昶谓曰:‘筌此钟馗若母指掐鬼眼睛，则更较有力，试为吾改之’。筌请归私第，数日看之不足，别 绢索，画一钟馗，以母指掐鬼眼睛，并吴本一时进纳。昶问曰：‘比令卿改之，何为别画？’筌曰：‘吴道子所画钟馗，一身之力，气色眼貌，俱在第二指，不在拇指！’昶甚悦，赏筌之能。”这段文字记述了蜀后主王衍令黄筌改画之事，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五代黄筌对人物动作神韵的理解已十分考究，同时也表现了对前人画迹的珍重。事实上黄筌的新作钟馗，已经突破了吴道子“钟馗样”的束缚，树立了自家风貌，而这风貌也同属于那个时代的风貌，开创了钟馗画变异发展的先河。

    同时代的画家王道求、周文矩、宋代的石恪、蒲生、孙知微、李公麟、梁楷、龚开、颜辉等人都对钟馗画情有独钟，他们不仅改革发展了钟馗画的表现技法，还大大丰富了钟馗画题材和内容。如王道求的《挟鬼钟馗图》，周文矩的《钟馗氏小妹图》，李公麟《钟馗嫁妹》、梁楷《簪花钟馗图》、龚开《钟山出游图》、颜辉《钟馗出猎图》等等。他们笔下的钟馗不仅限于捉鬼的情节，而扩展到了钟馗的家事和生活方面，钟馗形象从此被生活化、现实化了，也由“神性”到“人性”化了。换言之，离老百姓的希冀更贴近了，更可亲、可敬了。

    元代到清末民初，为钟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。这可概括为“寄情寓意”阶段。此间六百余年，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渐衰亡，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，正直的文人墨客，常常惨遭文字狱的迫害，他们不得不采取曲折方式抒情达意，于是钟馗画便成为他们寄寓惆怅、愤慨和希望的最佳题材。清人郑绩在《梦幻居画学简明》中说：“画鬼神前辈名手多作之，俗眼视为奇怪，不思古人作画，并非以描摹悦事为能事，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。”且以元初龚开《钟山出游图》为例，该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。画的是钟馗和小妹在鬼卒使女的前呼后拥下，乘舆出游中山的热闹场面（中山即终南山），画中钟馗俨然一幅悠闲的文官打扮，小妹和使女也脂粉敷面，温情惬意。与前人钟馗的刀光剑影别有一番情致。值得提及的是，画中龚开以钟馗自居，把统治者视为小鬼，借以寄寓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情绪，有积极的意义。王蒙《钟馗寒林图》，戴进《红品钟馗图》、钱股《钟馗持笏图》和清诸大家如高其佩、金农、王素、黄慎、罗聘、闵贞、赵之谦、任熊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都是擅画钟馗的高手，其钟馗画作品所释放出来的意境和风格更是各有妙处。

    到了近代如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徐燕荪、李可染的钟馗画也都是博古达今，奇葩纷呈，推动了钟馗画的发展更趋繁昌，钟馗画也成为了一个特别的画科，而对它的研究，自然也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。